应该说，神秘男子有何目的，即便真如“业内人士”分析可能是因个人恩怨或者单位内部斗争而有此举动，与干部赌博这个事实之性质并无任何影响。或公或私，都让宝安某局中层领导干部上班时间赌博这一事实公布于众，显然维护了纳税人权益。纳税人可不愿意养些白拿钱的公职人员。作为对政府部门权力监管的一种有益补充，更应该保障神秘男子的权益。“他是谁”，“有何目的”，不应是处理赌博事件的前提。相反，非要剥去神秘男子的神秘面纱，则是变相阻止公众对公权力监管的责任心。实名举报被报复的新闻太多了。

目前的反贪腐举报制度，却正遵循这种思路，非实名不调查。稍微思考一下，能够举报贪腐的大概都是体制内人，权力对其报复也是轻而易举的。加上这种举报制度，除非决心鱼死网破，否则对贪腐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而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愿意成为权力监管的补充力量，应该主动呵护，而非有意无意的阻止。否则，真让人怀疑制度对贪腐之态度。

相信某局这些赌博的中层领导被从严惩治是一定的。而某局想方设法找出所谓的可能神秘男子，会不会成为这次赌博举报的一个续篇呢？所以，对于神秘男子，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外，不对其目的、其身份作任何猜测，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成熟的媒体，是应该为男子的处境有更多考虑的。

    特殊教育的对象是特殊群体，连他们都没能得到公共财政的“主动”关怀，我们有理由猜测：或者公共财政用到了比这一群体更需要关怀的群体上；或者公共财政的怎样用、如何用都存在问题，如果联系到“跑部向钱”，猜测的肯定性则会更大些。

    一般说，个体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权利比如吃、穿、住、行、教育之类保障，尤其是特殊群体被冷落，那么再充分的理由解释需要黄金莲们“主动”要求关怀（而像她这么好运气的人并不多）的公共财政使用有多么合理，也不能令人信服。特殊群体本来就应该得到社会的特殊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这一群体的救助既是国家义务也是人道责任。十几年前国家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恐怕会被人拿来说事，但国家、政府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应该被主动关怀，而非遗忘。所以，“公共财政用到了更需要的地方”被职能部门拿来解释，只能说是他们想推脱责任。
   

    那么公共财政出了怎样的问题？使其忽略了需要关怀的群体？公共财政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使用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跑部向钱”？为何让急需关怀的人苦坐几天？而负责公共财政切割的人（职能部门）在切割时，都做了哪些工作？特殊教育学校都被遗弃在公共财政之外，难道公共财政就是被职能部门随便用到这儿用到那儿的？

    由此，我以为，吴仪副总理的流泪，既有为下边办事在人力、财力、时间上的耗费之多之难，也有为让这些本该得到公共财政“主动”关怀群体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求来的“关怀”而自责泪流，她还想到了那些经历了“千辛万苦”后仍没有得到公共财政“关怀”的群体。

    虽然新闻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部委让黄金莲们必须“跑部向钱”，但依据她的性格对相关部委、当地政府部门的失职责任追究也是可能的，但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即便不是时间因素，笔者还是悲观地认为，没有人为当年那些可以定性为失职的行为负责，即找不到责任主体。这也决定着目前事关公共财政使用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合理的尴尬现实。实则民众这苦，国家之苦。纵然吴仪副总理潸然泪下也解决不了这一尴尬。

    “代表”，顾名思义，就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言者，但基于国情，考虑到党代表受人数、广泛性等限制，代表们的代表性已经不局限在某一群体，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更多群体利益的代言者（而且群体利益的代言者还存在交叉现象）。即就求代表应该具有“开放心态开放视野”的基本代表品质，如此才能跳出其所在群体之狭隘利益观，进而才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其所应该代表群体利益的代言人。
 
  
    代表们能否真的“开放”？看看这两则关于十七大代表的新闻：
    河南南阳十七大代表著名作家凌解放（笔名二月河）在该市欢送“党的十七大代表赴京”会上表示，“作为文化战线的一员代表，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积极宣传南阳文化强市建设的成就”；广东梅州十七大代表广东汉剧院党委书记、院长李仙花表示，将继续呼吁中央出台更多更完善的政策措施，促进山区的文化事业和发达地区协调发展；呼吁各级党委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国粹，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扶持力度，使传统剧种发扬光大，为深入实施“文化大省”、“文化梅州”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两位代表不约而同地准备为其所在市宣传，考虑到他们承载着该市利益代言身份，倒可理解。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并非仅这两位代表，各地代表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两位代表还有个共同特点，都有着鲜明地身份意识，可以说他们都没有超越其身份的开放视野。仅仅为其所在群体利益代言，既显得代表狭隘，也使得没有代表（或没有直接代表）的群体利益得到保障的可能性大降。如果这种现象普遍的话，那么从更广层面上而言，得不到保障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更大。虽然让他们为其群体之外的群体代言，有点勉为其难，但按目前所选代表的客观性来讲，从维护群体利益上，也算是次优选择。

    
    不具开放性的代表，不是合格的代表，因为其承载不了利益群体选择他们的初衷。我想说的是，代表和群体应该是对等的。代表了多少群体的利益，你就应该为多少群体争取利益发言，而非占某群体一席之地却只单单地为你自己所在群体代言。民意代表与民意之间是对等的，这是代言社会公众比较认同的规则。仅仅以社会发展考量，代表也应该超越其狭隘的身份、地域等限制，从更高、更深、更广层面上为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这就是笔者说代表本就该有“开放心态开放视野”的原因。

    中山南区不断创新法律宣传形式：9月1日晚，上演了一场“送法进南区”志愿行动文艺晚会，在南区良都小学以及市青志协艺术团、南区志愿者康民服务队精彩的歌舞表演中不断穿插着小品、案例等有奖问答节目，使得当晚的普法活动显得有声有色。（

    法治进程的速度取决于民众法制观念成型的快慢，中山南区变着法子提高民众法律常识，花样翻新而不单调，对民众潜移默化地普及，显然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有益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法治社会的建设并不能一蹴而就，法治社会的成型是个长期过程，这就需要法制观念普及的“持久战”。

    如果冀望一时半会儿的普及就能加速法治社会前进的步伐，那就错了。正如文化知识的学习，想要速成，短时间内就能掌握人类几千年的东西，就有点儿异想天开了，需要持久的不断的积淀。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南区已经坚持了一年时间。考虑到法治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南区还需要作好法律知识宣传“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同时还要继续创新，让中山民众成为中国比较早拥有较多法律常识的一部分人，也算为中国法治进程作了贡献。

    但也要谨防为创新而创新，最终沦为形式化的样板，于法治进程，于民众法制常识，都是极无益的事情。当然，这取决于组织者的认识，即社会法治建设更重要，还是形式化的个人政绩更重要。

    今年东莞陆续出现工人群体“闹薪”事件的原因，被一律师归结为：工人的维权经历或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使然；利益集团的唆使；群体成功讨薪案例的示范。（

    这三方面牵涉到一个基本事实，工人或薪水发不下来或权益受到侵害。工人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值得肯定。要维护权益，如果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的话，那么每个人肯定都愿意采用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东莞不断上演的群体性“闹薪”，表明“闹”可能是比较有效的讨薪水方式。相较于正规渠道，通过政府职能部门解决的成本，应该更小些，而“闹”的分寸把握不好，则就有违法的可能。但工人还是选择了“闹”。

    政府不作为才是“闹薪”背后的推手。如果政府部门作为，那么工人无欠薪问题了，也就不存在“闹薪”的可能性；如果政府部门作为，成本较小而又可以得到快速解决的维权方式，工人怎么会“舍近求远”呢？工人用行动表明，政府作为与否取决于人数多少。而有了数次讨薪经历后——政府不作为导致欠薪，导致讨薪——明白群体性讨薪虽有风险，不过却是最省事最有效率的。

    所以，“闹薪”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政府的不作为。政府部门也别推脱责任，认识到，并有所作为，才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闹薪事件的一再上演。作为律师，更应该说话有理有据，而不是无的放矢。

村民自治彰显民众智慧的同时，也提升着民众民主、独立等法治社会必须品质。虽然在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就像珠海市民警兼村干部，显然表现出相关部门对民众智慧的怀疑，甚至有点越俎代庖之嫌。按理说，民众完全有自己解决纠纷的能力，解决不了再由派出所解决应该不是大问题。

这就有点儿像小孩子学走路，如果大人总是害怕担心小孩子的能力或摔倒，而时时在边上扶一把，甚至代替他走路，结果这个小孩就要比别的孩子独立行走晚一些。因为大人忘记了遭遇困难是每个人成长必须经历的，而且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克服困难，人也就独立起来。

参与自治的民众素质提升也须如此。自我解决纠纷矛盾正是其素质提升的绝佳途径，实践与失败，正是人生之宝贵财富。即使民警兼任村干部真的不影响村民自治，笔者还是希望推广这种做法应该慎重再慎重，毕竟，放手让民众自己处理解决问题，才是提升民众素质的最捷路径。

    9月起，中山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对招标文件实行专家论证制度，300万元以上采购预算项目需经专家论证。以防止招标文件存在倾向性或者排斥性，确保潜在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以利于提高政府采购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增强政府采购的信誉度和公信力。（

    公共财政的“特性”导致政府采购之乱，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以制度抑制这种乱象，只要制度不沦为形式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共财政因政府采购而额外支付更大的成本。制度如何落实，从来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尤其是这种对众多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作切割的制度。众目睽睽之下，想要绕过制度背后的法定程序，估计会招致相当大的压力。

    釜底抽薪——相关利益期待者，一切都按制度来，只是从制度规定的必须专家下手——对政府采购专家论证制度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即利益期待者有选择专家学者的主动权，他们必然按其利益需求选择那些能够保障其利益的专家来论证，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参加论证的专家学者的独立性，是决定政府采购专家论证制度“实”或“虚”的关键。

    新闻中并没有表明怎样保证专家的“独立性”，但只要本着为公众负责，为公共财政负责的态度，专家“独立性”就有更多期待，虽然在权力还能左右很多的情况下，不太令人乐观。

    名人自有名人效应，相信中山问计名人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城市建设绝非简单地打出名声，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城市建设得更宜人，更有吸引力。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何愁建设不成名城？不可否认，问计于这些文化名人文化名城如何建设颇能施展其才能。但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能否转化为城市建设经验还是个未知数，治学与治国，理论与实践毕竟有些距离。如果不能有效转化，那么这些他们建设文化名城的“计策”就虚无起来。

    城市建设也非单单的文化层次的建设，城市建设是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仅仅请教于文化名家（假设他们的献计献策真能为文化名城建设起到实际效用），城市除文化建设其他都止步不前，即使民众再热衷于文化，却也解决不了“人”之吃穿住行等实际问题。仅指望精神层面抑制民众对物质层面的需求，不现实，也不可能。民众有何物质层面的需求，自然要问计于民。相对而言，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仅从人数多寡上考量，也绝对不能忘记问计于民众。

袁隆平被列入富豪榜，除了组织者被质疑为其榜单增加分量外，更因网友认为上榜是“羞辱”了袁隆平而被大加讨伐。富豪榜，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东西，首个省级富豪榜有此“殊遇”，很正常。但不代表这些怀疑都合理。比如，财富与袁隆平联系起来，好像他就受了极大侮辱似的。

我们都知道，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他为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有多大，与袁也有得一比，甚至比之更多。与袁不同的是，其个人财富已经绝对的成为世界第一。知识就是资本，显然比尔?盖茨更有说服力。如果以财富与知识关联而“羞辱”的逻辑，比尔.盖茨的巨额财富岂不成了他的巨大耻辱？又怎么理解知识的价值呢？只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能为个人？接着就是，只能从精神层面上得到被认同，而非从个人财富上？如此的话，个己渴求知识的动力在哪儿呢？

而且，以个人能力为自己攫取财富，很正常，甚至更能突出个人价值，怎么就成了“羞辱”呢？个体价值的认同，完全取决于在个体的认知，或能够为自己赚得的财富，或能够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之类。发明了镭，无私地贡献于人类，但又买不起一克镭的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勇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者,需要醉心于事业的大公无私”。这是她对个人价值的认同。我们不能因为她选择“大公无私”而质疑她头脑是否清醒，假设她选择保障自己的利益，我们同样也无权苛责。毕竟，凭着自己的知识创造财富，无可厚非。

如果“羞辱”是袁隆平自己的感觉，别人倒也无话可说。但换成他人的“好心”叫屈，就很难让人理解了。首先，他人无权替袁选择价值认同方式，其次，这是社会对知识的最大认同，即对个人价值的绝对认同，合情合理。

在我看来，“名誉富豪”的社会认可，还远远不够，于袁隆平而言——实际他所拥有的财富是比较少的，根本与其创造的社会财富不成比例，自然无法与比尔盖茨相提并论——他应该拥有实际应该得到的财富，即使他没有要求，社会也应该给予。而至于他对这些财富如何处理，那是他个人的事儿。财富应该成为袁隆平的标志，应该作为社会的基本常识，而非相反，才能体现出社会对知识的尊重——正是目前这个社会我们所缺的。